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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两代流行的马面裙，有哪些特点？******
中新网北京1月11日电(记者 上官云)近年来，“国潮文化”逐渐兴起，汉服成为很多年轻人的“心头好”。从精美的纹饰到到精致的款式，汉服凭借丰厚的文化内涵，在当下依旧焕发着光彩，也是社交平台上的热门话题。
何谓“汉服”？汉服有哪些款式？南通大学副教授曹喆表示，周代至汉代的衣裳多是宽衣大袖，右衽与褒衣大袖是汉服区别于胡服的主要特征。另外，明代有月华裙、凤尾裙、百褶裙等裙式，如今人们比较熟悉的“马面裙”，是明清两朝最流行的裙子之一。明中期以后流行一种称为马尾裙的衬裙。
款式与功能
精美的汉服，无疑是许多传统文化爱好者的宠儿。
资料图：汉服展示。安源 摄曹喆介绍，“汉”字本意是天河，汉朝建国时以此作为国号，原先的华夏族也就被称为汉族。中国历史悠久，几千年来，汉服经历了多次胡汉融合。
因此，汉服来源多样，形成了款式极其丰富的汉服系统，这恰恰是历史积淀的结果。可以说，汉服是一个服饰系统，不是一种风格或类型。
如果按功能分类，汉服有祭服、朝服、公服、常服、燕服等，类似于今天的大礼服、小礼服、工作服和休闲服的分类方法。
按款式分类，则有深衣、袍、衣裳、襦裙等等。古代典章制度还按照礼仪和官级对服饰分类。研究者通常依据研究目的确定使用哪种汉服分类法。
不过，为了便于研究，可以把汉服归为三种基本款式，分别是衣裳制、深衣制和袍服制。因色彩、长短、宽窄、纹样、配饰等不同，这三种基本款式有很多变体。
汉服的“衣裳制”
《周易•系辞》有云：“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
曹喆说，从商代出土的人物造型玉器可以粗略看出，当时贵族是“上衣下裳”的着装。衣裳有可能是汉服最早的普遍使用的类型。
穿在上身的称为衣，穿在下身的是裳。大礼服往往都是衣裳制。如冕服采用的是衣裳制，不同朝代的冕服在冕冠、图案、尺寸以及颜色等细节上略有区别。
资料图：此前，四川省成都市玉林东路上演了一场国潮汉服巡游活动，30名汉服爱好者身着传统的汉服行走在街头，吸引过路行人。余轩 摄在一些重要场合，士人也穿上衣下裳。曹喆说，《礼记》记载，士人接受冠礼时头戴爵弁，穿纁(浅红色)裳。
周代至汉代的衣裳都是宽衣大袖，这也是汉服区别于胡服的主要特征之一。胡汉文化交融过程中，汉人衣裳出现收窄变短的款式。
早期的汉服款式相对较为单一。慢慢地，汉服款式越来越多，出现了襦裙(袄、衫)、袍、袴褶、半袖等，衣裳有宽有窄，领子有交领、圆领、立领等，装饰纹样更是几乎不计其数。
所以，曹喆认为，要总结汉服特征，大致可以这么判断：汉服具有符合汉文化、礼仪要求，且符合中国人审美需求的特征。
明清流行马面裙
对古代服饰研究者来说，古代典籍、绘画等记录的题材大多数关于“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如官服、贵族服饰等相对比较详细，出土的壁画和实物也多来自皇室或贵族墓葬。
曹喆表示，相较而言，明朝留下的小说、笔记、绘画以及实物资料较为丰富，比较有利于人们了解明代百姓的穿衣情况。
资料图：图为扮演水仙花仙子的汉服爱好者。 高铖 摄明代织造业发达，彼时江南是丝绸的织造中心，可以织造各种高级面料。明晚期，流行轻薄面料，据范濂《云间据目抄》所记，明代面料样式多样，不可胜数。明代晚期的老百姓只要经济条件允许，基本是爱怎么穿就怎么穿。
男装主要有贴里、道袍、直掇、程子衣等。《云间据目抄》中提到男人都穿“细练褶”，这是从元代辫线袄演变出来的一种袍衫，上身和下裙在腰间缝合，裙腰下有褶。
此外，明代女装主要有衫、袄、褙子、比甲及裙子等。弘治年间妇女衫、袄很短，仅掩至裙腰，发髻不高。嘉靖初年，衣衫大至膝，裙短褶多，发髻很高。
明代男女都使用一种衬裙，使用马尾织成，称为马尾裙，它能把外裙撑开，人显得宽大。此外也流行裙袄，袄用大袖圆领，裙用马面裙。
明代有月华裙、凤尾裙、百褶裙等裙式。可以这么说，马面裙是明清两朝最流行的裙子之一。一般来说，马面裙一周有四个裙门，两两相叠，两侧有褶，正面没有褶。
明代服饰样式和风格多样，部分服饰一直沿用到清末。戏剧用明式服装的传统一直流行到现在。明初时，一般老百姓的婚礼可以用九品官的服装作为婚礼服，新郎也称新郎官或新官人。
汉服是文化的直观体现
一般情况下，穿着者传达服饰的意义主要包括个性(品味)暗示和身份(职业)暗示两方面。
曹喆提到，中国人对“意义”非常重视，“以符号的方式表达含义是我们的文化传统。器物上的纹饰基本都是符号，体现了趋吉避凶的含义，服饰上的纹样更是难有例外”。
曹喆作品《汉服》。中华书局出版女式汉服上使用频率最高的纹样是牡丹、蝴蝶、凤凰等纹样，男式汉服使用频率最高的纹样则是寿纹、云纹、回纹等。
此外，汉服纹样往往将各种吉祥含义的纹样凑到一起，如一幅画面同时有寿桃、蝴蝶、蝙蝠、如意等图案。以象征婚姻美满的纹样为例，有和合二仙、凤穿牡丹、蝶恋花、并蒂莲等。
汉服和礼仪密切相关。服饰礼仪展示的是服饰规范，与社会秩序、道德修养、物质生活等内容有关。《周礼》记载了五礼：吉礼，凶礼，军礼，宾礼，嘉礼。
《礼记·王制》则总结了社会生活的六种礼仪：冠、婚、丧、祭、乡、相见。无论哪种礼仪场合，都对服饰有规范要求。时至今日，人们在正式场合按照礼节穿衣的传统依旧留存。
很多人都在不知不觉中参与了服饰的设计。比如穿衣服的时候，要考虑到服装如何搭配，这个过程，实际就是服装设计过程的一部分。
“中国人教育孩子，要求‘形端表正’，要做到这一点，需要‘正衣冠’，即衣服和帽子要穿戴端正，外表清洁整肃，内心同样要纯净正派。”曹喆表示，汉服是文化的直观体现，反映出穿着者的文化取向或者归属，服装和人的精神面貌联系甚为紧密。(完)
相知“冰雪”中，习近平成就中外互动的另一种叙事****** (近观中国·冬奥)相知“冰雪”中，习近平成就中外互动的另一种叙事 中新社北京2月2日电 题：相知“冰雪”中，习近平成就中外互动的另一种叙事 作者 钟三屏 “啪！” 伴随着清脆的声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共执的冰球落向冰面。天津体育馆内，两国青少年冰球友谊赛正式开球，热情的观众掀起涌动的人浪。 2018年，这个中俄元首互动的画面，成为两国之间友好交往的经典缩影，也书写下习近平以冰雪运动会友的又一个动人故事。 伴随着北京冬奥会的脚步渐行渐近，细心的人们发现，冰雪运动早已走进中国最高领导人的外事日程表，被习近平频频带到外交场合。以冰雪运动会友，正在成为中国外交的一道别样风景，也展现出中外互动的另一种叙事。 作为首位出席境外大型国际体育赛事开幕式的中国元首，习近平在2014年索契冬奥会开幕式的现场，给世界带来不一样的中国形象。 在冰雪运动营造的友好氛围下，索契冬奥会的主火炬尚未点燃，多边外交舞台已经热闹非凡。习近平短短43个小时里出席了12场活动，既包括元首会晤等双边活动，又有出席开幕式、参加招待会等多边互动，还有接受俄罗斯媒体专访等公共外交日程。有评论指出，以冰雪运动为媒，中国最高领导人在国际多边舞台上，与各国共同谱写出梦想交织共鸣的动人乐章。  冰雪运动，不仅是中国在多边外交场合广聚朋友的“共同语言”，更是在双边交往中深化友谊的“金钥匙”。 习近平在2017年访问芬兰时，于芬兰总统尼尼斯托举行的欢迎宴会上，获赠中芬两国冰雪运动员送上的运动衣，两国元首商定将2019年定为中芬冬季运动年。 2019年，在尼尼斯托总统访华时，为衬托冬季运动主题，北京的人民大会堂西大厅被冰雪元素装扮一新，中国的大熊猫和芬兰的驯鹿在银装素裹背景下相映成趣。 一来一往之间，中芬冬季运动年正式开启，两国人文交流再添“冰雪元素”。 随着冬奥会正式进入“北京时间”，这种相知于“冰雪”之中的独特叙事，也在向人们讲述着中国的“价值观”与“世界观”。 正如习近平亲自录制视频助力北京申办冬奥时所言，“2022年冬奥会在中国举办，将有利于推动中华文明同世界各国文明交流互鉴，带动中国13亿多人关心、热爱、参与冰雪运动，让中国人民再次有机会为奥林匹克运动发展和奥林匹克精神传播作出贡献。” 由此，外界不难读出，这种“价值观”以“人”为尺度，这种“世界观”以“相知”为底色。  北京冬奥申办成功后，习近平2017年专程到访瑞士洛桑的国际奥委会总部。在拥有上万件展品的国际奥林匹克博物馆，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陪同习近平参观并全程讲解。习近平则代表中国向国际奥委会送上苏绣《仕女蹴鞠图》，并向巴赫介绍中国古代“足球”。在浓缩着历史的博物馆，中外文明交流相知的一幕，恰与奥林匹克精神彼此映照。 在中外互动中，北京冬奥会不只向外界讲述“高大上”的故事。借助“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东风，家门口的滑雪场、身边的志愿者、孩子们的滑冰课，勾勒出中国百姓日常生活的生动图景，更立体的中国形象在世界得到呈现。 “成功举办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不仅可以增强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心，也给世界展现了阳光、富强、开放、充满希望的国家形象。”今年伊始，习近平在考察北京冬奥筹备工作时有感而发，“历史会镌刻下这一笔，世界将对中国道路有全新的认识。” 2008年的北京，在全球40多亿电视观众的注目下，中国以一场无与伦比的奥运盛会刷新世界的“中国印象”。2022年，透过北京冬奥会的窗口，正不断推进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的中国将如何与外界互动，人们同样期待。 在“冰雪”中相知，中外互动的另一种叙事，已经悄然展开。(完)(图片素材来源：新华社、中新社、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官网) 出品人：陈陆军 总策划：王晓晖 监制：张红、夏宇华 策划：郭金超 统筹：梁晓辉、王凯 主笔：黄钰钦 视觉|编辑：张舰元、李雪瑶、马学玲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阅读剩余全文（）  视觉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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